历史故事的成语-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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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的成语==

历史故事的成语

北宋在我国是一个神奇的王朝,国家富裕,但是却不是兵强马壮,“强干弱枝”政策的推行,有其好处,也有坏处。北宋有9个皇帝,历史竟如此惊人地重复,南宋的皇帝也是9个。不过高宗赵构在位期间,出现过一段小插曲。建炎三年(1129)二月,女真军队从河南打过淮河,长驱直下。当时驻骅在扬州的大宋皇帝赵构,如惊弓之鸟,连身边的两位宰相汪伯彦、黄潜善也来不及打招呼,只带着王渊、康履等几名亲信仓惶出逃,坐小船过长江逃到镇江,后来又马不停蹄,过苏州,过崇德,一直逃到杭州。那天,汪伯彦、黄潜善正率领一些大员听和尚说经。之了,大家一起进餐,忽然听到堂吏高呼:“皇帝走了!”真是晴天霹雳!两位患晚期恐金病的宰相,立即上马去追赶南逃的皇帝。顿时,扬州城里大乱。人们呼号着,奔走着,涌向城门。挤着的、踩着的,死伤不少。连皇帝使用的仪仗器物全部丢光。只有太常少卿急急忙忙背了北宋9位皇帝的神主牌跑出来,一路上跌跌撞撞,竟把太祖赵匡胤的神主牌丢了,真是狼狈至极。军民们对这场可耻的溃逃,愤恨切齿。赵构不得不罢免了两个窝囊宰相。三月初五,御营统制官苗傅与刘正彦等利用军卒民众的不满情绪,猝然发动兵变,杀了刚刚任命的签书枢密院事兼都统制王渊,又逼着赵构交出宦官康履,枭其首,并且进一步逼着赵构退位。拥立赵构3岁的儿子为皇帝,请孟太后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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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楚教乱(1796年-1804年),现在称之为川楚白莲教起义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政府的事件。清乾隆年末期,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就食,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受尽各种不平等的剥削,生活极为艰难。而民间秘密宗教白莲教,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约定在次年起事,此事为清政府侦知,便以邪教为名大量抓捕教民,一时各地地方官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这进一步激起了教众的反抗。清仁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宜都、枝江一带的教众首先起事。三月初十,襄阳女子王聪儿、姚之富等人起事,成为各支白莲教军队的主力,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游动作战。嘉庆二年(1797年),总兵德楞泰以为白莲教“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的流动作战方式,提出实行“令民筑堡御贼”之法,“绅士梁友谷等筑堡团练,贼不能犯,保护乡里十余万人”。由于各支白莲教军互不统属,无法相互呼应,遂被清朝陕甘总督杨遇春、总兵德楞泰、额勒登保领军队各个击破。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白莲教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军队被全部镇压。这次大规模战乱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乾隆后期,由和珅带头贪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川楚教乱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川楚教乱平乱不久,直隶、河南、山东诸省又发生天理教领导的癸酉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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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是明清之际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也是被认为明末的最大汉奸。然而,客观地讲,吴三桂延请清兵入关,其初衷是借师助剿,而不是降清做汉奸。吴三桂镇守辽东多年,深受朝廷的器重与厚恩,而与清兵长期厮杀,国恨家仇交织在一起,主动降清在情感上就说不过去。而据吴三桂致多尔衮的书信,信中写道: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胁、西胁,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而满清占据北京之后,吴三桂还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再据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檄文中指责满清:“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而满清却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从种种的史料记载,说明吴三桂是在借师助剿之路上,而上了满清的贼船才被迫降清。借师助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不是冷僻词汇。从我国有较为详实历史记载的春秋时期,就有很多“借师”的案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申包胥哭秦庭”。春秋后期,伍子胥引吴兵入郢破楚,楚昭王出奔在外。而在此楚国的存亡之际,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乞师相救。秦哀公不允,于是,申包胥依秦庭墙而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终使得秦哀公为其忠心所感动而答应出兵救楚,才使得楚国得以复国。而在中世史上,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大唐危急存亡之秋,也曾借回纥之兵而平乱。那为何唐朝借师助剿较为成功,而吴三桂借师助剿却上了贼船呢?这主要有以下几点的不同。首先,安史之乱时,虽然大唐丢了首都长安,唐玄宗流亡蜀地。但太子李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之后,而使大唐的领导中枢并没有被中断。而明朝自崇祯帝自缢后,北方一片混乱。吴三桂借师助剿,却已没了朝廷为其依托。再则,大唐借回纥之兵,并不占主导,易於控制。其时,郭子仪、李光弼等各握有精兵,而大唐各地方上亦有兵力,回纥兵并不占主导。而吴三桂的兵力却只有四、五万,满蒙联军的兵力不少於二十万。显然,吴三桂不能制多尔衮,多尔衮也便“反客为主”了,强迫吴三桂降清。第三,当时的形势也大不相同。安史叛军攻占关中之后,已是强弩之末,其战线太长,后方不稳。而并不能给大唐残余势力进一步的威胁,大唐借回纥之兵时,并非到了生死关头,而是为了收复失地。但吴三桂借清兵之时,面对李自成大军的征讨,又背靠着满清,已是一支孤军,形势紧急,已无再思量、回旋的余地。第四,回纥与大唐的关系长期友好,对大唐并无太大的野心。而满清与大明交战多年,敌意、仇恨已久,不可能放弃此良机而不趁火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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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太公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周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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