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了解历史-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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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历史了解
黄渊
张头发
2020-06-03 14:49:57

江陵柄政是指在明神宗称帝之后的前十年间,张居正成为首辅大臣,控制了朝政,从军事到政治,再到经济上都进行了整顿。这段时间进行了非常重大的改革,也就称为了江陵柄政。在17世纪,强盛的明朝帝国走向了衰落,张居正在十年间独揽政权,让已经衰败,没落的明王朝出现了一丝丝夺目的光亮。 张居正是湖广江陵人,这十年的改革被称为江陵柄政,也称为张居正改革。张居正出生在1525年,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是内阁首辅大臣。在1572年,皇帝病故,张居正、高仪,还有高拱共同辅佐小皇帝。当时的小皇帝才十岁,在辅佐皇帝的过程中,几个人也是有权力之争的,并不是大家和平共处处理事情。高拱被挤走了,高仪病逝了,这样张居正就成为了首辅大臣,再加上本来张居正就是皇帝的老师,所以深得信任,成为了顾命大臣,开始慢慢掌握明朝的大权,开始了自己的改革时期。张居正在这十年间,进行了大型的改革,尊主权,行赏罚,还推行了考成法,政府机构的多于官员进行裁撤,整顿,还启用了潘季驯治理黄河,还严惩贪官污吏,废除了中书省,不再设丞相的职位,皇帝直接管理六部,又增加了中央集权,内阁变成了推行变法的中枢,实行赏罚分明制度。在实行一段时间之后,非常有成效。张居正在经济上执行了一条鞭法,主要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也简化了征收的手续,促进了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让很多的豪绅都不敢逃税,纷纷纳税。经济改革之后,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逐渐变好,国库也变的充裕。在军事上张居正也进行了整顿,平定了叛乱,并且重用戚继光,还有李成梁,让他们分别镇守西北,和东北边疆,获得了边境的安全。张居正最后是病死的,整天为了国事进行操劳。其实在张居正刚刚实行改革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在当时的制度,如果嫁人病逝必须要回家守上二十七个月。但是因为改革刚刚开始,很见成效,为了能够继续改革下去,张居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夺情。夺情就是不必弃职回家,而是在朝廷上以素服办公。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非议,毕竟孝为先,最后因为神宗太小,不能亲政,国家又不能缺少决策之人,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让张居正回家。到了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在张居正去世之后,被张居正举荐的几位大臣也都被弹劾了,张居正的亲信就此失宠。虽已去世,但是还是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张居正,最后差一点要把张居正鞭尸。他的儿子不是被逼死就是被发配边疆,还饿死了不少张居正家里的人。直到天启的时候才被恢复名誉。要说张居正是改革家,不如说张居正是一位很厉害的政治家,在走向即将走向灭亡的朝代,可以一挽狂澜,让国家能够延续,用了张居正一生的心血。

海边日落

绍兴十一年 ( 1141)的宋金和议是南宋历史上的 重大事件。然而 ,综观史学界对此事件的 论述 ,似尚缺乏对当时背景的全面考察或由于民族 感情的局限而失之公允。 绍兴和议是南宋在与金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形 势下同金国签订的一个屈辱性和议。 和议签订的这 一特殊背景正是长期以来引起人们争议的焦点。 和议签订以后 ,就有许多士大夫对此表示不能理解 ,并 报以惋惜和义愤。 有人评论绍兴和议说: “向者战败而求和 ,今则战胜而求和矣; 向者战败而弃地 ,今则 战胜而弃地矣。 ”当时不少人认为南宋已具备打败 金国的优势和时机 ,应乘胜进取、收复中原 ,而不该 胜而收兵 ,错过机会 ,在战胜的形势下同金议和。 绍兴十年六月 ,刘锜在顺昌大败金军主力 ,给金 军以前所未有的重挫。可在战役之后 ,刘锜却不得不依“择利班师”的诏书 ,放弃对金的乘胜追击。 对 此 ,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南宋使臣洪皓就从燕京写 信向南宋朝廷进言: “顺昌之役 ,虏震惧丧魄 ,燕之珍 宝悉取而北 ,意欲捐燕以南弃之。 王师亟还 ,自失机 会 ,可惜也。 ”顺昌战役期间充任顺昌府通判的汪若海 ,也在事后写信给一位辅臣说: “…… 今诸大将 所统甚众 ,使乘 战胜之后 ,士气百倍之际 ,诸路并 进 ,兀术可一举而破……闻淮西之师得亳便还 ,义士莫不叹息 ,甚为朝廷惜之。”抗金名将岳飞更是积 极主战 ,在郾城等几次战役连败金军后 ,向高宗明确 指出:“天时人事 ,强弱已见 ,功及垂成 ,时不再来 ,机 难轻失。”颍昌之役后 ,岳飞奉诏班师。 对南宋此举 ,无论当时军民还是后世士人 ,大多为之痛惜。 此 情此感 ,见诸后世诗文中甚多。直至今天 ,史学界多 数人仍认为南宋有打败金国的可能。有的学者认为 , 乘顺昌之胜而进军的大好机会尽管已经错过 ,倘使 南宋王朝真有克敌制胜、报仇雪耻的决心 ,在此之 后 ,也可随时捕捉到良好战机 ,而实现战胜攻取的目 的。 还有学者认为 ,岳飞的班师 ,使一次接近胜利的 抗金战争就这样被宋高宗、秦桧断送了。他们的言外 之意 ,就是南宋不应该胜而不战而与金议和。笔者在 详细阅读有关史籍后 ,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笔者认 为上述观点是没有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和南宋的国 力所致。 绍兴十一年议和对南宋来说是必要的。 综观历史上所签订的一切和议 ,绝大多数都是 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平衡的产物 , 它决非少数人的意志所能左右。 绍兴和议也正是在 宋金力量达到均衡下的必然产物。 以当时的形势和 南宋的国力 ,南宋并不具备战胜金国的绝对优势。许多人把岳飞班师完全归咎于宋高宗的诏命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岳飞班师 ,固然与高宗、秦 桧破坏抗金有关 ,但也是形势所迫。 据徐规先生考证 ,岳飞班师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开封前线宋金双方 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顺昌之战 后 ,兀术主力军退守开封一带 ,又相继在河北、河东 与少数民族地区征集部队十余万人 ,合力以抗宋军 , 并准备再度大举南侵。而宋方东路诸将帅的兵力 ,在 当时也不到 20万人 ,并无明显优势 ,而中路军的岳 飞兵力除留守后方外 ,用之于前线的兵力 ,恐亦不到 4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 ,岳家军从六月二十二日大 举北伐 ,中经闰六月 ,到七月二日西京河南府之捷 , 为期仅 40天 ,接连收复了蔡州、郾城、颍昌、淮宁、郑 州、西京等许多重镇及附近地方。 占领地区骤然扩 大 ,兵力随之分散。 到七月八日郾城之战开始 ,兀术 则已集结重兵进行多次反扑 ,而岳飞东邻友军张俊 部却又早已撤离淮北。刘 虽未退兵 ,但只是采取守 势。岳家军当时处境之不利可以想见。又七月十四日 颍昌之役 ,岳飞部将杨再兴、王兰、高林皆战死 ,王贵 等部又遭受到金兵的猛烈反击。岳家军损兵折将 ,几 陷失败。势力消长 ,渐露端倪。此后岳家军采取守势 , 其间虽曾几度击退金兵的进攻 ,但开封附近的占领 区始终没有扩展。 况时已入秋 ,弓劲马肥 ,开封以南 平野千里 ,利于金兵骑战 ,而不利于宋军步战。 处此 艰难形势下 ,高宗又于七月中旬发出让岳飞“择利进 退 ,全军为上”的御札 ,岳飞不得已而班师。 另外 , 川、陕战场上宋军虽屡败金将萨里干的部队 ,但并没 有重挫金军的有生力量。由此可以看出 ,以当时南宋 诸将的兵力和军事形势 ,根本谈不上有继续进取 ,一 举收复失地的良机。据徐规先生考证 ,南宋绍兴四年到十二年的内 外大军总数约为 30万 ,除川陕外 ,仅 20万左右 ,而 当时金军人数也不在少数。如前所述 ,绍兴十年顺昌 大捷后 ,兀术就集结两河及少数民族地区军队十余 万人 ,而当时大举攻宋分为四路 ,除兀术部外 ,尚有 出山东攻淮东的 贝勒部、进攻陕右的右副元帅 萨里干部和进攻河南的李成部。 若以宋川陕部队约 有 10万人估计 ,进攻陕右的萨里干部军队人数当和 宋川陕部队悬殊不大。 贝勒部和李成的部队虽 非主力 ,人数也当有数万之多 ,而金国后方也应有少 量部队。以此推算 ,金国当时的军队人数至少与南宋 相当 ,南宋整体军事力量也无绝对战胜金国的优势。 南宋军队虽有 30万众 ,其中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率领的抗金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 ,但也存在着很 大的弱点 ,那就是南宋对全部抗金军队没有任命一 个具有战略才能的总指挥 ,各大将之间互不统属、互 相猜忌、不肯合作。宋高宗秉承抑制武人的祖宗“家法” ,深怕武人 兵权过大而威胁王室统治 ,尽管迫于对金战争的需 要 ,任用一部分武将 ,但始终不肯将全部兵权委之一 人 ,而是让诸将互不统属 ,互相牵制。 尽管战争全局 由宋高宗发布诏书统一指挥 ,但高宗不仅军事上无 才 ,而且是一个畏金如虎、一心投降的人。除岳飞、韩 世忠等将领外 ,朝中并无高水平的军事人才。这样就 大大限制了南宋军事整体力量的发挥。 诸将之间互 不统属 ,又各以己姓为军名 ,也必然导致互相猜忌、 各自为战、不能有效合作的结果。 高宗渡江之初 ,将 领们便“各招亡命以张军势 ,各效小劳以报主恩 ,然 胜不相逊、败不相救 ,大敌一至 ,人自为谋。 ”至绍 兴年间 ,此风愈演愈烈 ,彼此“相视如仇雠 ,相防如盗 贼 ,自不能奉公 ,惴惴然唯恐他人之奉公 ,而名誉贤 于己也 ;自不能立功 ,惴惴然唯恐他人之立功 ,而官 爵轧于己也。”如绍兴七年 ,岳飞被任命为湖北京 西宣抚使 ,与久典兵权的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江东宣 抚使张俊并驾齐驱 ,引起了韩、张二人的嫉妒。“飞以 列将拨起 ,世忠、俊皆不平。 ”后来岳飞镇压了杨么 , “世忠始服岳飞才 ,而俊益忌之 ,于是飞与俊隙始深 矣”,以致后来张俊依附秦桧陷害岳飞致死。绍兴 十年顺昌之捷 ,刘锜 立功最多 ,由东京副留守擢为武 泰军节度使兼知顺昌府 ,结果引起了杨沂中、张俊的 不满。 “ 以顺昌之功 ,骤至节 ,朝廷委任过诸大 将 ,而朝野之士民之誉又翕然 , 故诸将皆切齿嫉 之。 ”诸大将之间互不统属 ,互相猜忌的弊端必然对 抗金战争带来不利影响。如绍兴十年闰六月 ,岳飞正 积极准备进攻 ,张俊、王德在没有受到敌军威胁和压 力下 ,从宿、亳地区班师回庐州 (今安徽合肥 ),使岳 家军突然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又如柘皋 (今安徽巢 县西北 )之役后 ,张俊、杨沂中、刘锜 北上援救濠州 (今安徽凤阳东 ),因张、杨二人排斥刘 ,不肯采纳 刘 的正确意见 ,结果导致了濠州之败。 当然 ,南宋军队中还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抗金 名将 ,其所率部队战斗力也比较强 ,尤其是岳家军 , 博得敌人“撼山易 ,撼岳家军难”的评价 ,但二人所 辖之军区 ,毕竟还是两个局部 ,况二人军队数量也很 有限 ,若没有别路友军的配合 ,仅凭他二人之力 ,是 不足以抵抗金军的。若要战胜金军 ,必须诸将共同配合 ,但从南宋当时的军事体制和一些将领的素质看 , 要彻底战胜金军是难以设想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战争须以经济实力作后盾 , 才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而种种史料上反映出 ,南宋绍 兴年间的财政收入 ,是处在严重困窘之中的。 北宋灭亡前夕 ,金人向宋廷索取大量金银财宝 , 北宋灭亡后 ,汴京库存又全部落入金人之手 ,使宋朝 的家底丧失殆尽。南宋立国后 ,国土只有淮河以南地 区 ,与北宋相比 ,无疑已减少了大量的赋税来源。 况 且在自北宋末到绍兴和议签订前的十几年里 ,又屡 经方腊起义、金兵南侵和钟相、杨么起义的打击以及 流寇的劫掠 ,使得南方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南宋 政府的财政一开始就陷入了困难之境。 方腊起义被镇压后 ,“江南由是凋瘵 ,不复昔日 之十一矣 ,迨建炎南渡 ,经费多端 ,愈益穷困 ,不可复之。”经济遭到破坏最大的地区就是两淮、湖北、京 西和两浙地区 ,而这几个地区正是南宋的主要经济 区。金军南侵烧杀掠夺后 ,长江以北城市基本上成为 一片废墟。淮南地区经过十几年的战争 ,“民去本业 , 十室而九 ,其不耕之田 ,千里相望。”湖北、京西一 带 ,农业破坏情况基本上与淮南相同。史载:“襄汉沃 壤 ,荆棘弥望。 ”荆南原有户口10万 ,这时“几无人 迹。”两浙地区经过破坏 ,直到孝宗时还是“储蓄颇 罄 ,不免遣官假贷于诸郡 ,仅有应付一二千缗者。”除以上地区外 ,其他地区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如福建路经过战乱 ,人多死流 ,“存者十无二三 ,乡下 无牛无人 ,田皆荒废。 ”江西路“州县所入不偿所 出 ,盖以著业之民才三之一 ,所耕之地亦复如之。”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南宋政府又不 得不进行战争 ,耗费大量财物 ,又加南宋统治集团日 益腐朽 ,兵官皆冗 ,开支极大 ,所以对人民的剥削不 断加重。 南宋的赋税名目繁多 ,单是新增加的就有 “经总制钱”、“称提钱”及“二税加耗”等。政府对农民 不仅实物剥削加剧 ,劳役剥削也很严重 ,如“接送官 吏之上下 ,农也;在任者给亲朋之负重 ,农田;递兵不 足而搬运官纲 ,亦农也;一方有警而负兵器、赍行粮 , 亦农也。 ”在这种竭泽而渔的情况下 ,人民几乎丧 失了再生产的能力。社会生产无法承受过重的负荷 , 经济必然衰退。 如四川地区 ,虽未遭战争的直接破 坏 ,但浩大的军费抽空了四川财富 ,压垮了四川经 济。“蜀中州郡地狭民贫 ,建炎以来列屯境上 ,用度日 迫 ,苛敛渐增。虽绍兴息兵 ,时有蠲减 ,而较全盛之日迥然不同 ,流弊因循 ,民力难复。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和对财赋的耗费 ,使南宋政 府一直处在财政紧张之中。当时的有识臣僚 ,无不为 之忧虑 ,屡屡上书言及。 此类奏议史料中甚多 ,这里 仅举数例于下: 绍兴九年二月 ,吉州免解进士周南仲上书 云:“今日天下既失其半 ,又四川财赋不归朝廷 , 计朝廷岁用数千万 ,皆取于东南 ,刮骨槌髓 ,民 不聊生。 ”同年三月 ,殿中侍御史谢祖信言: “东南之 财 ,尽于养兵 ,民既困穷 ,国亦虚弱。”同年五月 ,右谏议大夫曾统言: “今县官岁 入 ,仅足以支出 ,国计可谓急矣。 ”同年七月 ,又有人上言: “艰难以来 ,用度不 足 ,或取以给军须 ,至于州县他费 ,因以侵用 ,比 年往往销费殆尽 ,甚乖祖宗悯人之意。 ”绍兴十一年正月 ,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也 向朝廷报告“官军食用垂尽。”财政困难 ,使军队粮饷供应没有充分保障 ,必然 导致军心不稳 ,士气低落 ,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恶劣 后果。南宋初年 ,不少的军队骚乱和谋叛就是由军粮 短缺造成的。 如建炎四年 (1130) ,滁、濠镇抚使刘纲 所统军队 ,因缺食 ,其兵卒“往往抄掠以自给 ;”绍 兴初 ,蒋璨知抚州 ,因“江西漕计空乏 ,军士廪食不 继 ,一日聚而谋于转运使之庭 ,排门闼 ,击胥吏 ,出不 逊语;”绍兴四年 ,因部队粮草得不到补充 ,宋将吴 师古投降伪齐。这些都说明军粮短缺的严重后果。 此类事件的发生也必然会降低宋军的战斗力。 在经济力量薄弱 ,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南宋 是不可能支持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的。从以上对南宋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当时战 局的分析来看 ,绍兴十年前后并不具备打败金国、收 复失地的条件。这一现实 ,当时也有人意识到。如绍 兴九年五月 ,左迪功郎张行成献《刍荛书》二十篇和 《七引》一篇 ,综合分析了南宋当时的国力 ,认为以当 时的形势 ,“未可一战复中原也。 ”南宋既然一时无力收复失地 ,又兼连续十几年 的战争 ,已至财困民乏 ,所以很需要停战休整 ,与金 议和是必要的。但是 ,如果此时金国在军事上对南宋 具有绝对压倒优势 ,和议也断不可成。建炎初 ,宋高 宗屡派使臣乞和而不得金方应允 ,便是最好的说明。 绍兴十年前后的事实是 ,金国经过十几年的战争 ,力 量消耗也很大 ,又加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 ,也大大 削弱了金的国力 ,此时的金国已不如北宋末、南宋初强大。而南宋的军事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战争 ,却是由 弱变强 ,不断壮大的。南宋立国之初 ,金军力量强大 ,攻势凶猛 ,宋高 宗一味南逃。南宋军队也望风而溃 ,节节败退。尽管 宋高宗百般乞和 ,但金国志在灭宋 ,根本不加理睬。 宋高宗不得已 ,才组织军队抵抗。 建炎三年 ,兀术南 下时 ,有从马数百 ,经过宋军的打击 ,其势大挫 ,仅剩 六马而还。之后 ,金军再未能渡过长江。 这样就使 南宋有机会整顿军队 ,部署对金的防御。 宋金战争进行到绍兴七年 ,金国由于连年的对 外用兵和国内矛盾的尖锐化 ,军事力量有所减弱 ,而 南宋军队经过重建 ,在抗金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力 量大为增强 ,涌现出了岳飞、韩世忠、吴 、吴 、刘 等著名的抗金将领 ,形成了川陕、荆襄、淮西、淮东 几个大的军事集团和防区。 宋金军事力量的变化 ,在当时人的言论中也多 有反映。绍兴八年七月 ,枢密副使王庶向高宗说:“今 虽未能复两河、取巩洛、定山东、举关右 ,而大将互 列、官军云屯 ,比之前日 ,可谓小康也。”绍兴九年 冬 ,金将韩常言:“今昔事异 ,昔我强彼弱 ,今我弱彼 强 ,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间事耳。 ”此言虽有夸张 ,但 确实说明南宋军事力量比前增强了。对于金国力量 的削弱 ,绍兴八年十月 ,枢密副使王庶言: “金人之 兵 ,内有牵制 ,外多疑忌 ,所用之人 ,非若昔日之勇锐;所签之军 ,非若昔日之强悍。前出后空 ,有覆巢之 虞 ,率众深入 ,不无倒戈之虑。 又淮上虚荒 ,地无所 掠 ,大江浩渺 ,未易可渡 ,诸将兵势 ,不同曩时。 ”最能说明宋金力量变化的事实就是绍兴十年至 十一年间宋金争战的结果。 绍兴十年 ,金军再度南 侵 ,受到南宋军队的重挫。 南宋军队先后取得了顺 昌、郾城、柘皋等战役的胜利。 岳飞的军队收复了大 片失地 ,一直挺进到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川陕地区的 宋军也是屡败金军。此时 ,南宋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 ,尚不足以打败金国 ,但双方力量对比 ,已趋于均 衡。战争已非短时间内可分胜负。在双方都不能支持 长久战争的情况下 ,议和停战是必然的。金国经绍兴 十年至十一年几次战役的失败 ,认识到了自己的力 量也不能消灭南宋 ,不得不与南宋讲和。对此 ,叶适 早有正确的论断 ,他说: “兀术再出 ,大败于顺昌、柘 皋 ,始稍惧我 ,而盟约遂定。”由此 ,我们可以明确 看出 ,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 ,尽管与高宗和秦桧的投 降路线有关 ,暴露了南宋统治集团的无能与腐朽 ,但 也是双方力量趋于均衡和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结 果。依南宋当时的国力 ,虽攻取不足 ,但自守有余 ,在 与金议和中本可以讨价还价 ,争得个体面的结果 ,而 事实上 ,和议内容对南宋却是屈辱的 ,这则是南宋统 治集团的无能与宋高宗、秦桧的卑龊用意造成的。

反射谷

  春秋时代政局的突出现象,是霸政的形成。由于周室王权日趋式微,各诸侯国内则篡弑迭生,外则互相兼并,加上夷蛮、戎狄等异族时常侵扰中原,全国局势非常紊乱。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不仅想吞并小国,而且想取代天子的地位;但在列国竞争之下,一时无法君临全国,只得称霸诸侯,而为中原诸侯的盟主,并得到周天子的承认。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于经传者有一百七十多国,但其中会盟、征伐事迹之彰彰可考者,不外齐、鲁、楚、秦、晋、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十数国。在春秋时期,先后参与争霸的著名诸侯有五个,史称“春秋五霸”。五霸的一般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但宋襄公并未能称霸,而秦穆公仅霸西戎。同时争霸的大国还有吴、越两国,于是对“五霸”,其说不一。争霸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齐桓公称霸。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诸侯是齐桓公,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的大国,疆土“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今山东临朐),北至于无棣(今山东无棣)。”负山面海,有鱼盐之利。但在齐襄公(前697—前686年)时,由于政治黑暗,剥削残酷,阶级矛盾一度尖锐。齐襄公死,桓公小白继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国势日益强盛。公尤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前622年,狄人侵邢(河北邢台),齐桓公又救邢,并把邢人迁到夷仪(今山东聊城),另筑新城以安置之。公元前660年,狄人又侵卫,杀卫懿公。齐桓公救卫,将卫的剩余人口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使卫存在下来。齐桓公的救患扶危的行动,得到一些诸侯的拥护,威信大增。这时,南方的楚国强盛起来,不断北侵,兼并了许多小国,又连年伐郑,威胁中原。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今河南偃师),双方互不相让。后齐、楚订立盟约,都撤回军队。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对中原诸国的威胁。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从此齐恒公成为霸主。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前643年,齐桓公死,齐国逐渐衰弱。这时候,宋襄公图谋称霸,但在泓水之战被楚国所败而不成。  第二阶段:晋文公称霸。晋国原是汾水下游的一个小国,到春秋前期,逐渐强大。《韩非子·难三》曰:“(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就是兼并了许多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已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献公晚年,因废嫡立庶,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公子重耳在国外流浪了19年。献公死后,重耳回国,在大臣狐偃、贾佗等的协助下,采取了一些整顿政治、经济的措施,主要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稼穑劝分,省用足财,”以及“赋职任功”,“举善援能”等。经过这番整顿,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家富强起来。  这时楚国又一再向北侵犯,鲁、郑、陈、蔡等国先后归附于楚。公元前632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锋芒,在未开战之前,主动退军“三舍”。至城濮(今河南濮阳西南),晋文公会晋、宋、齐、秦军,大破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与会的有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天子派代表参加会盟。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中原霸主。当时西方秦穆公也想参加中原角逐,但受晋国阻止,只好向西发展,扩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的基业。  第三阶段:楚庄王称霸。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并逐渐强大,兼并了附近许多小国。楚庄王(前613—前591年)时,孙叔敖为宰相,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国势更加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至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前598年,楚围郑,晋救郑。次年,晋、楚军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市东),晋军大败。前594年,楚又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而不敢出兵。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韩非子·有度》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死,楚势渐弱。  第四阶段:吴、越争霸。吴、越都是长江下游的国家,吴都于吴(今江苏苏州),越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春秋末年,晋、楚两国渐趋衰弱,而长江下游的吴、越却先后崛起争霸。吴国相传也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它与越国仿照楚国,在春秋中期即已自称为王,较早就同天子分庭抗礼。吴王阖闾执政时,该国国势强盛起来。吴王阖闾重用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和原来的楚臣伍子胥,兴兵伐楚,经五战五捷而于公元前506年直捣楚国都郢。这时楚得到秦的救援,越国又乘虚攻吴的都城,吴被迫撤兵。阖闾死,子夫差继位,于前494年伐越,败越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太湖中山),围越王勾践于会稽。勾践求和,请为属国。前487年,吴筑邗城(今江苏扬州)于江北,又开邗沟,联结江、淮,通粮运兵,大败齐兵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前482年,又与晋、鲁的国君及周天子的代表会盟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因当时越王勾践已进攻吴国,夫差让霸主与晋定公而回师吴国。公元前473年,越再伐吴,大破吴师,逼得夫差自杀,吴国就此灭亡。  勾践灭吴后,成为江淮下游最强大的国家。他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今山东滕县),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诸侯争霸使得整个国家兵连祸接,没有宁日,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奴隶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这使得日后奴隶们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日益高涨,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基础。

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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