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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战争背景

历史了解
黄渊
张头发
2020-06-03 14:49:47

  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是在1861年由慈禧和恭亲王奕所发动的取权之变。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欣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欣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欣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8月,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慈安太后,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慈禧太后。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欣串通。   奕欣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欣,重用肃顺等人。奕欣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欣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欣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欣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欣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10月,奕欣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11月1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欣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11日)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虽未“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的取胜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愤怒,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极大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炘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炘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农历7月17日咸丰皇帝逝世,到咸丰皇帝灵柩运到皇宫,其间有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农历9月23日起灵驾,29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9月3 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而两宫太后于29日到京,30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清楚地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皇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炘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炘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奕炘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奕炘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在清朝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了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了无穷无尽的屈辱。

海边日落

故宫,曾经在普通人眼中是可望不可及的,正如它曾经的名字“紫禁城”,已经形象的说明曾经这是一座禁止普通人进入的皇室建筑群,是明清时代权力皇权的象征。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建造于明朝的宫城,实际上和一场长达四年的皇室叛乱有关,即“靖难之变”。实际上明初的都城并不在北京,自然也没有北京的宫城,朱元璋最初是将都城设在了南京,南京的故宫开始兴建于1366年,当时朱元璋还并没有称帝,因此宫城的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这座宫城并不是短时间内完成,期间还曾因为兴建凤阳中都而暂时停止了南京故宫的兴建,一直到1392年,经过不断的增建,宫城基本完工,占地达到了百万平方米,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排在最前列的。但是南京的这座宫城也并不是没有缺点,以至于这样的缺点让朱元璋动了迁都的心思。1392年的冬天,朱元璋在太子朱标去世后写了一篇《祀灶文》,其中有一句话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元璋虽然一直没有停止扩建南京的宫城,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思量迁都之事,因为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这就不得不提宫城的选址,当初考虑到风水的问题,宫城选址在元朝集庆城外东北处,以紫金山西延支脉上的富贵山为靠山。但在兴建的时候,内廷正好有一个燕雀湖,当时是用填湖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民间来留下了“迁三山填燕雀湖”的传说,然而正是填湖埋下了隐患。在建成之后,湖面上的部分地基在一点点陷落,因此朱元璋动了迁都的心思,并将这件事委托给太子朱标,只是朱标在考察了关中地区决定兴建新都之际突然患病,朱标去世后,朱元璋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决定不再迁都。只是他没有想到,在他死后,都城还是迁了,而迁都的代价是很大的,发生了历时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变”。1398年,朱元璋去世,为了让皇长孙朱允炆顺利继位并保证皇权,朱元璋在遗诏中还规定:“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朱元璋分封在外的儿子们都不得回京,当时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走到半路后又被逼着退了回去。但是朱允炆继位后,还是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强悍的藩王们,他的叔叔们已然成为拥兵自重的强悍存在。而其中又以燕王朱棣战功最大,权势最大,是皇权的最大威胁。叔侄两人之间进行了一番试探,后来朱棣回到藩地开始装病,而朱允炆和亲信齐泰、黄子澄开始谋划削藩。最终朱棣在装疯被发现后,在1399年的七月起兵,起兵是打着清君侧的旗帜来清除朱允炆皇帝身边的齐泰、黄子澄这两个奸臣。而朱棣之所以敢这么做,除了实力强悍外,还有一定就是朱元璋在《祖训》中留下的话:“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朱棣直接将这句话中的“天子密诏”忽略,而起兵讨伐奸臣,这就是所谓的“靖难”。而这场靖难之变持续了四年,最终朱棣攻进了京师,而朱允炆一把火烧了了奉天殿后不知所踪。朱棣登基后将宫城重修修缮一番,但是迁都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存在朱棣的心中。朱棣在1402年的七月继位,八月就将山西没有田地的百姓都迁到了北平,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永乐元年的八月,朱棣又有了动作:“八月己巳,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甲戌,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而到了1405年,朱棣再次下令迁徙山西的万户百姓充实北京,经过数次的迁民入京,北京的人口逐渐增多,土地也得到开发,这正是朱棣为迁都所做的准备。1406年,朱棣正式下诏书:“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为了营建北京宫城,朱棣下令让大臣在全国各个地方采集木料,单宫城需要的各种材料的采集就花费了约十一年的时间。而在这期间,由户部尚书夏原吉辅佐皇长孙朱瞻基坐镇北京。一直到1416年的冬月,朱棣下诏令文武群臣开始商议北京宫城的营建工作,最终决定,北京宫城就以南京宫城为蓝本进行修建。《明太宗实录》记载:“(北京故宫)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明故宫 ,而高敞壮丽过之。”第二年,也就是1417年,平江伯陈瑄督漕运将各地的木料运往北京。北京宫城的营建由泰宁侯陈珪全权负责,当时的陈珪已经83岁,柳升、王通作为泰宁侯的助手。1420年,宫城正式营建完毕,而陈珪已经在1419年去世,他没来得及看到迁都北京的盛况。北京宫城营建完毕之后,就成为明朝的权力中心,但其在明朝的和平时期至少出现了三次大火,第一次就发生在1421年,即宫殿落成的第二年,前三殿被烧毁,一直到二十年之后,前三殿才被重修,而在这期间还出现过一个插曲。朱棣心心念念迁都北京,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后却心心念念要迁回南京去,为此,朱高炽还下令重修南京的宫城。只是朱高炽比较倒霉,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就病逝了,迁都只能成为他的一个梦,不过南京宫城的修缮却进行到了最后。朱高炽之后,再也没有哪位皇帝想迁都南京。1440年前三殿修缮完成,十七年后,再次发生火灾,这次烧毁的不仅仅是前三殿,还有奉天门、文武楼、午门。又四十年后的万历年间,宫城再次遭遇大火,前三殿和后三宫被烧毁。在不断的大火间,人们掌握了防火的技巧,火灾越来越少,而宫城经过不断的修缮和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并且,“紫禁城”这个名字开始用作这座宫城的名字传播开来。等到它再次遭遇大的火灾,就是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时候了。所幸,紫禁城再次在清朝被用做宫城,也因此,北京故宫得以保存至今,而南京紫禁城因为不再被用作宫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鲜少被修葺,迅速衰落,早已不复往日的繁华景象。

反射谷

魏晋时期,有这么七个人,和而不同,先有"七贤"之名,后又时常在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的竹林之中纵歌畅饮,每每在活动之余,不经意间,就显示出种种同而不合的怪异之举。不过,这七人并没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多被时人理解而敬重有加。时称"竹林七贤",亦被世人认可为魏晋名士。这七人就是:阮籍、阮咸、嵇康、向秀、山涛、刘伶、王戎。那,"竹林七贤"何以集才华与怪异于一身,得到世人认可呢?"竹林七贤"其实都不是山阳人,根据相关史载,只有谯国铚县人嵇康(224年一263年)多"居山阳"。阮籍(210年一263年)和阮咸(222年一278年)是陈留尉氏人,阮籍是阮咸的叔叔,两人是叔侄关系。刘伶(221年一300年)是沛国人,向秀(227年一272年)、山涛(205年一283年)是河内怀县人,王戎(234年一305年)来自有名的琅玡王氏。他们七人都有贤名,主张玄学,但又有区别。向秀认为,名教可与自然合一;而山涛和王戎倾向于"杂以儒术";嵇康、阮籍、阮咸、刘伶四人则更多推崇老庄之学。七人分别在魏晋时期致仕,但情况各异、政治态度上也有所不同。嵇康、刘怜和阮籍三位仅任职于曹魏时期,对入晋为官则不感兴趣。嵇康字叔夜,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曾官拜中散大夫,时称"嵇中散",其妻乃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刘伶字伯伦,人称"醉侯",只任过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的参军职务,后来再也没有入仕。阮籍字嗣宗,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后任过从事中郎、散骑常侍等职。向秀字子期,原本是"雅好读书、才高八斗"的隐士,因嵇康遇害后,被迫于不惑之年在晋朝入仕,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阮咸字仲容,因晋武帝对他不看好,由散骑侍郎贬为始平太守,后无疾而终。山涛,字巨源,早年孤贫,四十岁才任职郡主簿,后入晋历任大鸿胪、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司徒等要职,后封新沓伯。王戎,字濬冲,袭父爵致仕,因军功迁任安丰县侯,后来历任的职务几乎与山涛相似,身居高位。总体而言,"竹林七贤"均任过职,但都不拘礼法,倡导"清静无为"的玄学理念。这些"和而不同",使得他们时常在年长的山涛组织之下,多以嵇康所在的山阳寓所为活动范围,聚游于山阳竹林之中,放任不羁地饮宴游乐,结下了令人感慨的"莫逆之交"。故世谓之"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在"清静无为"的玄学理念主导下,其生活方式均以超然物外,追求自由,不趋炎附势著称,显示出不拘一格的同而不合: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饮酒上,"竹林七贤"都爱酒,但喜好的程度不同。有"刘伶病酒"、"刘伶醉酒"之称的刘伶在酒上是最知名的,他是七人中最能喝、也是喝得最疯狂的一位,常"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不过,虽说刘伶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但醉后就乖乖地睡觉去了,一点也不影响别人,以致留下"刘伶醉"的千古绝唱。阮籍好酒也很有名。他为了步兵营中的三百斛好酒,竟主动申请去那里当步兵校尉;与人下棋时,听闻母亲过逝,却坚持与对奕者下完棋后,又饮酒饮到吐血,才大声号哭。阮咸喝酒,则不用酒杯,用大盆,像猪拱食的样子,还一面饮酒、一面鼓琴,弄得不亦乐乎。为此,阮咸就留下"与豕同饮"的笑话。山涛喝酒则很节制,从不超过八斗。王戎既可以狂饮,又能节制。唯有向秀,不善饮酒,更不滥酒。他们七人相聚喝酒时,很随意,均是根据各自的酒量,自己愿意怎样喝就怎样喝,大家互不劝酒,也不赌酒,不比谁喝得多、谁喝得少。他们只在意纵情山水,获得快乐。这样的宴饮方式,很得时人的赞许。其次,"竹林七贤"还留下了一些有别于常人的惊世之举:如阮籍"醉酒避亲"和"青白眼"待人的轶闻,就甚为流传。司马昭意欲与阮籍结为亲家,令人上门提亲,总是见到阮籍在喝酒,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连60天都是如此,让提亲的人无法开口,只好回秉。为此,司马昭只好作罢,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阮籍的母亲过逝后,他对前来吊唁的人,若待以青眼,说明此人是知己;若待以白眼,则说明此人是礼俗之士,以致后来就有了阮籍"青白眼待人"的恶名。阮咸则在别人炫华丽衣裳时,常晒自己的破旧衣裳为乐。刘伶时常坐着鹿车,带着一壶酒,使人扛着锨跟着:说,"死了就把我埋了"。嵇康与山涛关系很好,然,居高位的山涛给嵇康举荐入晋致仕职务时,嵇康便大骂山涛,还写下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母亲过逝时,居丧期间,亦不拘礼制,照样观棋弈棋,饮酒吃肉。这就是"竹林七贤"的同而不合,多体现他们率性而为的坦荡之处。"竹林七贤"除了和而不同、同而不合外,还有着过人的才华,给后世留下不少贤名:最突出的是嵇康,他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不仅工诗善文,注重养生,有《幽愤诗》、《赠秀才入军》、《养生论》等名作,还通晓音律,尤爱弹琴,是有名的音乐家,所著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并称"嵇氏四弄",与蔡邕的"五弄"合为"九弄","九弄"是否能弹奏一度成为隋炀帝的取仕条件。此外,嵇康主张"恬静无欲"的玄学思想,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善丹青,著有《狮子击象图》、《巢由洗耳图》等名画。只可惜的是,这样一位集思想、文学艺术及音乐于大成的名士,因得罪权倾一时的司隶校尉钟会,在他的谗言之下,被司马昭杀害,时年四十岁,是"竹林七贤"生命最短暂的一位。嵇康临终前,抚琴弹奏《广陵散》,此曲后来成为名曲。金庸就在名著《笑傲江湖》中引用过此曲,由此家喻户晓,流传甚广。其次是音乐家阮咸,我们今天用的弹拨乐器"大阮",即源于他。这个狂浪不羁的阮咸,其实是当时的一个著名音乐家,懂得妙解音律,弹得一首好琵琶,还有《律议》传世。后世为表彰阮咸杰出的音乐才华,就将他弹的古琵琶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就是"大阮"的由来。再次是刘伶、王戎、阮籍、向秀和山涛。刘伶有诗歌《北芒客舍》和骈文《酒德颂》等名篇传世,还留下了"曝裈当屋"、"鸡肋尊拳"、"枕曲藉糟"、"五斗解酲"、"陶陶兀兀"、"以酒解酲"等成语,亦成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王戎则留下"不摘道旁李"和"见识过人"的千古佳话。王戎七岁时与小伙伴们在路边玩耍,去路旁李树上结满了李子,小伙伴们忙着去摘李,唯有王戎没去,邻居很好奇,便问王戎为什么不去摘李,王戎回答说,那李子是苦的,若清脆可口,必定被摘完了。果然,事实证明了王戎所言。王戎对族人很有先见之明,他见族兄王衍不待见琅玡郡使孙秀,便劝王衍多给予孙秀好的点评,孙秀后来掌权后杀朝官,对王衍、王戎两兄弟却给予了善待;王戎知悉族弟王敦"不仁",常称病不已他交好,二人也就渐渐疏远,后来王敦起兵造反,王戎就没有受牵连。阮籍以创作五言诗著称,咏怀诗写得极好,有八二十首传世(即《咏怀八十二首》),还有散文9篇、赋6篇,代表作有《大人先生传》、《达庄论》、《清思赋》等,均收录在《阮籍集》里。文学家向秀有《思旧赋》、《庄子隐解》、《庄子注》、《难嵇叔夜养生论》等名作传世。山涛的主要成就在仕途上,留有推贤荐才和"治理有方"之名;还善书法,有《淳化阁帖》等;文学作品多已失佚,现有五卷辑本收录于《全晋文》。出生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一边"腹有诗书气自华",一边古怪脱俗、率性而为,真正集才华与怪异于一身。那,"竹林七贤"何以得到世人认可呢?究其原因,除了他们的真性情展示外,更主要是他们有了不起的文学艺术成就,能审时度势,以怪异行为为护身符,以此立足实际谋求顺应环境所需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于是,他们绽放才华之际,着力于古怪脱俗,借以躲避魏晋时期为政者疯狂血腥的杀戮。那时,魏晋两朝对名士的滥杀源远流长,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自曹魏以来,首先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大肆酷杀士人,如孙融、荀彧、杨修等人的死,让当时的名士感觉性命危如累卵;后来曹丕即位后,又击杀丁仪、丁廙等,到司马氏建立西晋后,对士人的杀戮仍一以贯之,如桓范、王凌、夏侯玄、诸葛诞等被杀,尤其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稽康因耿直的言行得罪钟会,又不肯依附西晋,被司马昭错害后,一时掀起残酷的腥风血雨。在这样阴风惨惨的环境下,后来的魏晋名士,只好委屈求全。向秀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说明,原本是高人隐士的向秀,在40岁时,遇见司马昭杀了嵇康又威逼他出山。无奈之下,向秀只好答应入仕,先后任过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务。这在《晋书》中有专门的记述,书中写道,向秀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好顺其意违心回复: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并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由此可见,"竹林七贤"之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彰显狂放不羁的怪异行为,盖因他们无法直抒胸臆,只好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表达高洁的情怀。换句话说,"竹林七贤"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借恣意妄为掩饰自己。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至于像嵇康那样落得惨死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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